同一天读到两则“丑陋行为”的报道，一则是南京明孝陵600多年历史的石象遭破坏。象鼻上被刻名涂鸦，另一则是“13万中国游客‘攻陷’泰国清迈大学被指随处大小便”。不禁想起柏杨先生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（1985），今年恰逢这书出版30年周年。当年柏杨所列国人的丑陋之处，脏、乱、吵、窝里斗、不认错、自我膨胀、有鞭子是顺民，没鞭子是暴民，今天在许多中国人身上依然如故。30年后重提柏杨对丑陋中国人的鞭挞，有人会认为，这太负面，甚至是自虐。但是，正如丘吉尔所说，“批评让人不痛快，但却是必须的。批评就像是人身体上的疼痛，它引人关注不健康的状态”。对个人和群体，负面的批评都有其不可代替的价值。

痛陈中国人种种负面恶习，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也许最为有名，但决不是独此一份。以前有鲁迅，当代孙隆基的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（1985年左右成书）和易中天的《闲话中国人》（2000）也都是类似的著作。孙隆基批评中国人“铲平主义”与专制主义的相互配合，中国文化将“人”设计成一个以“心”为主导的动物，而又用别人的“心”去制约他的“心”。易中天批评中国人的“面子文化”“人情观念”“家本位”“公私不分又内外有别”“窝里斗与墙外香”。他们深挖细说丑陋，与柏杨怒斥“酱缸文化”，称中国人是“ 酱缸蛆”，负面程度不相上下。

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人对负面特征的关注超过正面特征是正常的。这叫“负面偏向”（negative bias），也称“负面效能“（negative effect）。负面偏向是指，即使在同等强度的情况下，负面的事情（令人不愉快的感觉、情绪、想法、人际经验）对人的心理或思考的影响也要强过中性或正面的事物。

美国心理学家保罗·罗辛（Paul Rozin）和爱德华·罗伊兹曼（Edward Royzman）在《负面倾向、负面压倒和扩散传染》(Negative Bias, Negative Dominance, and Contagion)一文中解释了人的负面倾向的四个要素：效力、强度变化、压倒力、分辨力。

负面效力是指，事物对人的情绪感觉和感受，负面效力比正面效力更为凸显。强度变化是指，坏事越想越坏，变化的快速和程度的提高都要超过好事越想越好。负面压倒力指的是，在正、负因素都有的情况下，负面印象压倒正面印象，而且，负面细节的总和（总体印象）要超过各细节的相加，因此有夸大的倾向。负面分辨率指的是，观察不同的负面事物要比正面事物更仔细、更深入、更具分析力。托尔斯泰说，“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”，就负面分辨率高的一个例证。

而且，研究者还发现，人们所使用的日常语言中，负面词汇比正面词汇多，表达负面情绪的说法也比表达正面情绪的多。一方面，负面偏见，挖苦、嘲笑、谩骂的说法远比赞美、崇拜、颂扬的说法层出不穷、花样翻新。另一方面，由于接受者的负面偏向，他们对负面的言说也比正面的言说更感兴趣。好话不出门，坏话传千里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因为这符合人的自然心理倾向。鲁迅也好，柏杨也罢，都是在很大程度上沾了负面语言丰富的光，也瞧准了一般人的负面心理需求，因为连丑陋的人也都喜欢议论别人的丑陋。

对形成批评意见而言，人的负面心理倾向并不一定是坏事，甚至可以成为好事。例如，心理学研究发现，公众对政治人物或公共人物的负面印象比正面印象要强，负面印象也对公民选举有更大影响。这是因为，不诚实者即使偶尔做了诚实的事，也还是会被视为不诚实之人，不会被当成诚实的人；而诚实的人则相反，只要他做了不诚实的事，就会被视为不诚实之人。因此，在民主选举的机制中，选民对诚实的要求实际上会高于避免不诚实的要求，这有利警戒所有期待选民信任的候选人.

但是，也必须看到，负面偏向支配的批评毕竟是一种矫枉过正，只是破，而不是立。它会有一种自激效能，那就是越说越激愤，越说越尖酸刻薄，结果可能反而造成一些人的反感，让他们索性破罐破摔、我行我素。正面建树需要有比单纯负面批评更多的客观分析和理性思考，其中也包括警觉和克制批评者自己的负面偏向。